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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路标的民族和跟着路标走的美文
生活？
这种根本性命题，日本人相互之间会讨论吗？讨论这种问题的机会，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
在文明的曙光期就产生了错位。
在中国，人们对生活产生疑问，然后观察现实，和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最终产生的成果，成就了中国众多的经典。
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起，经两汉绚烂的王朝时代，到魏晋的分裂时期为止，中国留下了许多文献记录。而邻国日本却无声无息地存在着。
魏晋时，使节频繁互通。日本当时还处于邪马台国时代，没有文字，除了口传之外没有其他的记录方法。
因此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传入日本。
本来需流泪流汗、说干唾沫才得出的结论，现在却唾手可得。日本人为获得结论所做的努力几乎为零。
这不就是“百宝箱”吗？
——人类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一产生，便有如回音一般的回答：
——子曰：……
不论老庄，还是墨、法、名、阴阳诸家，其学派内部都经历了长时间的辩论，辩论的精华才凝结成经典典籍。
被记录下来的结论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被记录下来的过程。
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仅仅是“结果”，“过程”则被忽略了。
直到现在，日本是否曾在生存的终极意义上感到迷惑并深刻地烦恼过？不论在哪个历史转折期，日本人心里都乐观地认为：
没关系。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跑进图书寮[ 日本古代保管图书、文献的部门。]，赶紧查一下就好了。
在图书寮找到合适的书，开始与书进行对话。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日本人“对话的对象不是人”，他们对话的对象是书，是跳过了过程的结论，也就是理念。
连“遁世”都模式化的日本
日本长期受中国这棵大树的荫护，在这棵大树的树叶都掉光之后，西欧这棵新的大树，又将浓绿的枝叶伸到日本头上。日本真是罕见的幸运的国家。
不过，当然也不光都是好的影响。
我曾以“中国的隐者”为题写过随笔。
隐者——抛弃世俗生活的人的始祖，大概要算是伯夷、叔齐（传说中商末周初的圣人兄弟）。屈原[ 屈原（约前340—前278），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悲剧性的诗人。]与其说是遁世，不如说是被流放。之后还有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隐居故里，过着农耕生活，贫病交加中死去。]、寒山、拾得[ 据说寒山与拾得是唐代的两位僧人，是否确有其人，不明。]承继隐者的系谱。
与日本的隐者一比较，就能看出，日本隐者缺少像伯夷和叔齐那样饿死首阳山、像屈原那样跳汨罗河自杀的壮烈，即缺少一种震撼人心的气势。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不禁觉得日本的隐者很可怜。
不论是西行[ 西行（1118—1190），日本平安末期的僧人，二十三岁出家，死于羁旅中，著有歌集《山家集》。]也好，鸭长明[ 鸭长明（1155—1216），日本镰仓时代的歌人，于日野外山结庵而居，著有《方丈记》。]也好，还是吉田兼好[ 吉田兼好（1282？—1350？），日本镰仓南北朝时代的歌人，著有《徒然草》。]也好，在日本的隐者面前，都有着足够多的榜样。当他们产生遁世的念头时，陶渊明、寒山、拾得等人就会浮现在他们的脑海。
——到底应该跟谁学？
他们被敦促着进行选择。
不知道陶渊明、寒山与拾得倒好，反倒是有了各种现成的模式，创造新的模式才变得困难。遁世似乎不需要独创性，但以自己独自开拓的方式生活，才能焕发出最强烈的个性。
以西行为首的日本隐者缺乏气势的原因之一，就是面前这长长一份中国隐者的名单。
树立“路标”的民族和跟着“路标”走的民族
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如果前人曾做过实验证明，对后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可是，在人的生活方式、艺术等领域，既成的模式多，反而不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领域里最受尊重的是原创性。
经常去图书寮调查外国的先例，这似乎成了日本人的一种姿态。
明治维新时期，购入关于西欧文明的书籍，向各国派遣留学生，做了很多努力。
太平洋战争后，民主主义啦，做东方的瑞士啦，日本学得不亦乐乎。
——那么，到底该往哪边走？
停下脚步，想一会儿——最多做到想一会儿。因为身边，或是往前几步，就树着“路标”。
可以说，中国人是一边走路一边树立“路标”的民族，日本人则是跟着“路标”走的民族。
而且，中国是一群人一起走，包括以前从没打过照面的人，像猛犸象群那样集体行动。
日本的队列人数则少得多，而且大家都像亲戚一样，互相知根知底。
假设有这样两支性格各异的登山队，加上前面讲的“树立路标”和其他情况，各自登山时是怎样一幅光景，应该能想象出来。
中国队会去走没有“路标”的路，经常迷路，有时还会回到起点，效率也就自然低了。
“以心传心”是省略了过程的理念
再加上中国队队员不时发泄不满，甚至发火叫嚷。说向右走，有人却偏要向左行。到底是向右还是向左，在路口上，要七嘴八舌展开一场争论。争论、说服工作做完了，才开始行动。
决定好向右走，执行起来，有时会碰到断崖，不得不掉头返回。这时，带头的人和他的拥护者，会成为队员发泄愤怒的对象，甚至会被私刑处置。
光是想一想，就是一支让人头疼的登山队。
相比之下，由少数人组成的精锐部队日本队，循着前人走过的路，根本不会迷路。只要一直前进就行了。
日本队在行进途中，没有争论向左还是向右的必要，到处可见详细的“路标”。
因此日本人不爱大发议论，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一切都很顺利。
性格也就变得单纯。
不过，随之出现的是缺少韧性，因为很少遇见需要坚持到底的情况。碰到岔路口时，中国队内部发生争论，而日本队只要看看“路标”就行了。
在精神发展史上，遇到重大转折点时，日本人一定会找“路标”请教。
“路标”就是“结果”，省略了过程。“路标”告诉人们：总之，在这里要向左走。
所谓“以心传心”，也省略了过程。
而在过程中，说服是需要的。当结果已经出来时，过程就不受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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