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读书笔记

时间:2023-12-13 12:15:15 海洁 读书笔记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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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读书笔记(精选23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书笔记了。现在你是否对读书笔记一筹莫展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左传》读书笔记,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左传》读书笔记(精选23篇)

  《左传》读书笔记 1

  《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宋朝时就已列入“十三经”,是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左传》的文字与历史记录历来为人推崇,我自己读了之后,也觉着这种推崇是不无道理的。不过既然它是儒家的经典,那我们可以想见,它的许多观点,肯定是符合儒家学说的。

  我读书功力不够,现在第二次读至“僖公二十四年”时,觉着《左传》借助历史至少体现了三个观点,即,一、治国当以德为先,得民心者得国;二、善恶到头终有报;三、天道已定,人不可违。这三点从我对儒家的了解来看,都是符合的。虽然貌似《左传》作者没有明说自己认可这三个观点,但是《左传》在借它所述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及人物中,多次表述了这三点且基本贯穿于整本书。我简单地从《左传》的记述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貌似这是中国人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过我觉着从历史来看,得民心得天下不是完全对的。得民心者不一定能得天下,不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就会立马便失天下。可能《左传》的意思也不是认为这句话是无条件的正确,因为《左传》中也有一些事情证明,不得民心不一定就失天下。

  卫懿公好鹤虽然亡了国,但是他好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卫国人不喜欢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然而如果不是狄人打进来,他也不一定就亡国了。晋惠公对大臣刻薄寡恩,但是他虽在韩原一战被秦国打败以致被俘,但是最后也还是又被本国人设法给弄回国继续做晋国国君了。卫懿公和晋惠公我觉着应该是那种不得民心的人了,我记着就连《左传》中都记载了有人说晋惠公不得民心这种话。

  “善恶到头终有报”这种说法,我觉着是《左传》中最为明显的观点。因为这个道理在我眼里很不靠谱,所以我在《左传》中多次读到这种表述就会印象更深。《左传》在讲到这点时,有时是与“得民心者得天下”配合着的。比如说,某人不得民心,他最终一定是失掉所有的东西的。至于其它例子也很多,不过我暂时记不清具体事例。“天意不可违”这种观点,大概现在很少有人认可了,因为这种观点其实本质上是承认命的。而现在人据我观察,大部分都是认为“人定胜天”的。“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在表示要与楚国大战一场前,有人就劝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逃亡在楚国时,有人劝楚成王杀掉重耳,成王说“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其它例子还有很多。

  这三种观点,不从现在的角度看它对不对,单从《左传》来看,会发现史事都基本上是一一印证了这三点的。所以,就算我们现在不认可它们,但是古人认可它们,我们也应该很能理解的。毕竟他们读到的史书是反映了这些事的。

  我现在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古代有皇帝会追求长生不老。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考虑,人怎么可能会长生不老?那些皇帝是不是太无知了?但是《史记 封禅书》中有一段我觉着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件事。汉武帝曾问手下人说“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手下人回答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从此处可见,至少汉武帝是认为之前有人不死的。那黄帝既能不死,我汉武帝为什么不能呢?

  史书的作用,在此处可以说是很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件事,当你在对它一无所知时,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你不信也会信了。如果他有目的地把他想表达的表达给你,把他不想说的又不告诉你,你就会不自然地向着他的观点靠拢,因为从他所说来看,他的表述确实是因果有据的。青蛙坐在井底,它当然只能看到井口的那一片天空。可怕的误导就在此处了。

  《左传》读书笔记 2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读《左传》是特别增加我们学识的,是作为文学院的学生必读的书籍,正好有这次机会,将自己读《左传》的想法做如下总结。《春秋左氏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春秋左氏传》的史料价值。有关于当时人民起义、战争、诸侯争霸,制军制改革,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以及春秋以前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甚至其以前历史的重要史书。

  《左传》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和的进程。它大致记载了华夏族和华夏以外的各族的分布以及分支的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以及广泛的通婚,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的大致状况。《春秋左氏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作者重视交待历史事件的原委,注意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历史见解的宗教观点,《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特别重视战争活动的记录,它叙述的不少战役的过程都已成为中国战史的有名战例。

  《左传》写战争不单纯地写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政治、注重战争的性质,争取与国的援助、战争的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表明作者把战争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问题。《左传》在历史表达上以写战争、写辞令尤其突出。如: 僖公22年的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至造成宋军大败的恶果;接着又写出他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愚蠢做法。把宋襄公的迂腐固执描写的淋漓尽致。又如僖公28年的城濮之哉,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草、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所谓的.“楚君之惠”。最后,写战役的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的右师、左师、中军对垒,最后写晋军先击溃楚国的同盟军陈、蔡的軍队,然后一举打败了楚军。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还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使人有一种历历在目之感。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有集中记录一件事的本末原委的,有集中写一个人的活动经历的。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就从郑武公娶妇写起,写出了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矛盾的原委始末及事件的历史结局。而僖公十三年则记录了晋国公子重耳出亡的坎坷经历。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件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增强了历史表述的艺术性。

  《左传》是一部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有些瑕疵。首先是较明显地存在多体杂糅。《左传》基本以编年为主干,但同时兼采人物传记、本末记事、以言述史等手法,且于此类人、事、言的记述中常常缺少时间界标以为限制,致使编年体式受到削弱。其次是评论尚未能完全把握历史文体。《左传》评论史事,基本上以礼的违合为标准,“礼也”“非礼也”一类论断充斥全篇,还未能通过编年记事,从历史的变化发展和统治的成败得失来立论,读后使人有诵伦理书之嫌,而少观史策之得。最后是过多地收录奇闻轶事和频繁地使用遥体人情的笔法致使闺房私语、个人独自、密至阴谋之类时有所闻。

  《左传》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古典著作,它开拓了中国记事、叙史许多新的方式和领域,是值得我们反复仔细学习的。

  《左传》读书笔记 3

  在《左传》的世界中漫游,难免会遇到神与鬼,与鬼神世界相通的人是“卜”与“巫”。即便尊如王者,也要屈躬以问。

  在《左传》中记载的春秋史实现在阅读起来更像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故事”。在这些故事我无意于探究当初书写之人是否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从阅读《左传》的文字中,其实读者能感受书写这些故事的人,对于文字本身所抱有的敬畏感。那么这些故事姑且先信之。

  在《左传》中记载的史实及故事中,其实还透漏着一个更大的知识体系,那便是“卜”与“巫”的世界。我们应当相信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神与鬼和人是并行在大地之上的。在人的故事里,神与鬼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制约力量和智慧来源。

  余英时在《先知中国》这本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对于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与文化,需要跳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局限。因为在那时,儒家文化还远远未成型。或者说,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源头正是“卜”与“巫”的文化。即便在儒家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我们可以肯定,孔子老先生所知道的有关神与鬼的故事并不比我们少,更为肯定的是,在孔子老师所熟知的“春秋历史”中,神与鬼的故事要流传下来的还要精彩。

  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实故事中,神鬼之说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量。经由神与鬼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导历史的推进与演变。在文本记载中出现的“卜”与“巫”,往往处在故事转折之前。在一个看似普通的事件中,经由“卜”与“巫”的介入和推演,常常会对之后几年或数十年出现的局面作出预判,更为值得让人深思的是,这些预判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属性:皆验之!

  当然这些与“卜”与“巫”有关的言论、说辞,都被谨慎的记录下来,在我们阅读这些卜辞和解惑之语时,往往会面对一大推被我们视为“不知所云”的内容。而这一套卜辞显然具备完整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或者出自《易》,或者出自“卜”与“巫”者才能识别的经验,或者出自“卜”与“巫”对神鬼开示的推演。这些解说卜辞表现出高深莫测的样子。阅读的人都未必能知晓卜辞中到底藏有何种玄机。而对于王者而言,他们通过这些与鬼神相通的“卜”与“巫”,也只能听到自己想到的那部分内容。在“玄之又玄”的背后,不可知的命运设置了多种解答方法。

  在“皆验之”的前面,命运向每一个参与的人昭示了它巨大的不可测性。这些神与鬼的提示、卜与巫的预言在与命运相结合之后展开之后,显示了其凌厉的残酷性。而这种残酷性又反过来让每一个参与其中“卜”与“巫”更加的深信不疑。

  如果远距离的旁观这些故事,故事中所参与的王者与僚臣更像是卜辞预先设置的'棋子,卜辞在应验之时,能恍然大悟的人所剩无几。而“卜者”与“巫臣”只是在一旁冷静的观看着发生的一切,并郑重地用刀笔在竹简之上写上“皆验之”这样的总结性陈词。

  这些神鬼之说无一例外的会被人小心的记录下来。在数年或是数十年之后,在验证之时重新被人提起。这些神鬼之说不会一下子打开它的内核,凡是参与的人,都是在事后才能得知这一切均是拜神与鬼所赐。即便这些神鬼之说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梦,或是一个征兆而已!在未来已经在那时发生了......

  在阅读《左传》中记载的故事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讲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就会逐步的成为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而这些史实又会让人想起金斯堡在《嚎叫》中一句: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这一句式在春秋一段的历史中被频繁的套用在出现在《左传》所记录人名的命运上。在《左传》中所记录人名多达四千余人。而这部分有记录的人名才是春秋历史的参与者。对于大多数有史记述的历史而言,95%的人都没有参与到历史当中去。而整部《左传》所记载的不过是四百余年间不过区区四千余人的故事。其他的湮没在青草黄土之下了。

  《左传》的精彩也正是在这里!在这四千余人的命运记载中,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看到另外一种中国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儒家传统”显然不是一个路径之上的。在《左传》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要更加的刚烈和勇猛。只是这部分传统毕竟距离我们太久了,我们首先遗忘了!

  在鲁迅所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句话中,当然也包括《左传》所记载的这种传统!

  《左传》读书笔记 4

  两千多年前,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人做了精彩的演出,鲁国的史官纪录下来,这就是那篇文章《季札观乐》的由来,笔者最近读来,亦觉别有风味,感触颇多,现说出来以飨读者。

  一、演出的盛况。

  演出约二十首歌曲,都是《诗经》中的诗歌,分别是十五国风,小雅,大雅,颂。还有六种舞蹈。歌曲听的季札是赞不绝口,先是说:“美哉,渊乎”“美哉,泱泱”后又说:“美哉,荡乎”“美哉,砜砜”。还有“思深哉,广哉,至矣哉”等。乐舞看的季札是目瞪口呆,特别是对周武王,商汤,夏禹,虞舜等朝代的乐舞感兴趣,夸赞之词更是多多,这里不在赘述,请观原文。

  二、季札观乐时的.评论。

  随着歌舞的美妙演出,季札即兴发表了对歌舞的评论,其要点是:

  1、对周朝各诸侯国音乐的表扬多于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大国充分肯定。

  2、对(小雅),(大雅),(颂)评价极好,说:“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3、对乐舞的看法是越年代久远的舞蹈越好,说:“乐舞反映了各朝代的德政”。

  三、史书对季札观乐的评价。

  史称季札竟能“尽知其意”,边观边评,妙语珠连,议论风生,乃至轰动了周文化中心,使鲁人敬焉。他精于音律,不直听声而已。就是说季札能辨乐声之正邪兴衰,从音乐中听出国家的兴衰的征兆来。

  四、我的感想。

  1、笔者认为,季札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演出,他把歌舞看作是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大事,音乐舞蹈在他眼里是礼教盛衰的反映,也是国家政治盛衰的反映。他从歌曲里能听出百姓的辛苦和怨恨,统治者的恐惧。他在舞蹈里看见了朝代的兴盛和先圣的伟大和德行。他是思想界的先行者。

  2、季札是一个懂音乐的奇才,他对音乐和舞蹈的理解之深,在当时乃至现代也不多见,说明其有高深的文化素养,其音乐知识的渊博无人能及。十五国的音乐他都懂,不然怎么能作出精辟的评论,相信他不是忽悠大师。

  3、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特别是关于音乐的古文本就不多,值得一看。语句优美,词汇丰富是该文的特点,对提高学习古文能力有所帮助。

  《左传》读书笔记 5

  隐公二年到隐公四年,鲁国显得很安静,旁边的卫国却乱得很,三年内,王位上先后坐过四个人。第一个,是卫庄公。卫庄公挺有艳福一个人,娶了不少小老婆不说,还有一个相当漂亮的大老婆,是谁呢?就是诗经卫风《硕人》的女主角庄姜,她是齐国公主,诗经云:齐候之子,卫候之妻,东宫之妹,邢候之姨。她长得美,卫国人用了种种比喻来赞美她,这些比喻堪称经典,为后世传唱,“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传说庄姜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女子,她膝下无子,后来庄公娶了陈国两姐妹,姐姐厉妫,妹妹戴妫,戴妫生了桓公,庄姜很喜欢,就当成自己儿子来养。庄姜的儿子,按礼自然就是继位之人了,那个时候庄公也老了,他死了以后,桓公顺理成章继了位。可惜王位没有坐几天,就被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叫州吁的公子,给灭了。这个州吁是当年他父亲相当宠爱的女人的儿子,好暴力,目中无人,庄姜就很不喜欢他。当年朝中有老臣叫石碏的,就给庄公敲过警钟,说这个娃娃没被好好教育,以后一定是个祸害。他的推理很简单:自古以来,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克制的意思)的人,是十分少的,州吁宠爱太多,以后一下子都没有了,不崩溃就只能造反了。可惜庄公不听,桓公即位,而被州吁杀了。州吁也是个上进的主,要政绩的,他一上位,就决心做一件大事,去清肃上世的恩仇。- 这又要说隐公一年的时候,郑伯讨伐共叔段,当时共叔段的儿子共叔滑流窜到卫国,卫庄公帮他打郑国,结果来来去去郑卫两国就结了仇。现在州吁想去打郑国,一则他得找个同盟的(郑国挺强大的,卫国单挑肯定不行),二来也得找个合适的借口,最好是借他人之手。他观看了一下国际形势,也是碰巧,就在那个时候,宋国和郑国有了点过节。那是在隐公三年的时候,宋穆公去世了,他是个讲仁义的人,没有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哥哥的儿子(后来的宋殇公),只因为当年他哥哥把王位传给了他。他把自己的儿子冯送到了郑地居住。郑国人觉得冯很委屈(不知道冯是不是也觉得其父对自己太不公平,叽叽歪歪了几句),决意帮他(一方面也是利用他,如果冯当上了王,自然强大的郑就和宋是同盟没得说)。这个时候,州吁就去找宋国,挑衅殇公打郑国,说如果宋出兵,他卫国就出兵出力,连带着还有当时与卫交好的陈国和蔡国(可惜州吁杀了陈国戴妫的儿子,陈国还与卫国交好)。这是在隐公四年的时候。左传上记载伐郑有两次,一次在夏,一次在秋,都很可爱,第一次打了五天,估计是不分彼此;第二次胜了,正好又是秋天,把郑国的粮食扛了回去(取其禾而还)。

  然而州吁老是打仗,国内人民不喜欢了,所谓民可以覆舟也,州吁这个道理就算不明白也是有直接感受的,可他还是个愣头青,扶持他的石厚也没什么主意,就跑回去问他的父亲石碏。石碏当年就警告卫庄公关于州吁的事,也让自己的儿子石厚少跟州吁往来,结果都没听他的,石碏在庄公死后就告老隐退了。现在石厚跑回来问父亲,怎么样能够稳固州吁的地位。石碏说,很简单,去见周天子就行。他还告诉他的`儿子,因为陈国正与周交好,陈又与卫关系好,你和州吁去打点一下陈国,通过陈国的关系去见周天子,就一定见得到。儿子一听,像是个好办法,就和州吁去了。哪想到虎毒不食子,石碏却大义灭亲,他一面又去陈国,说州吁和石厚都是弑君(卫桓公)之人(而且卫桓公无论怎么说,都和陈国有血亲关系阿),自己年老无为,建议陈国把他们杀了。陈国于是把州吁和石厚逮捕起来(自己送上门的),等卫国自己发落。两个都被杀了。宣公即位。这就是有名的石碏大义灭亲,史书谓之曰“纯臣”也。看上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古人都多子,亲情总显得很单薄。兄弟残杀,父子残杀,常见得很。可怕。

  另外,隐公三年的夏天,鲁隐公的亲生母亲声子死了,大概是因为隐公乃“摄政”,所以并没有以大礼葬之书之。又一叹。

  这几节里,出现的诸候国,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是齐国。齐国是姜子牙的领地,都城在山东淄博附近。一个是陈国,妫姓,都城在今天河南周口淮阳一带。一个是蔡国,是周室子弟的封地,都城在今天河南上蔡(驻马店不远)一带,离陈国很近。另外一个,就是美丽的庄姜的姐姐嫁去的邢国,在河北境内,以后碰到的时候再细查。

  《左传》读书笔记 6

  《左传》之《烛之武退秦师》讲述的是郑国烛之武运用自己如簧巧舌,劝退秦国,从而解决了郑国的亡国危机的故事。在烛之武对秦伯陈述利害时,其第一条理由就是“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乍一看,“越国以鄙远”是不言自明的赔本买卖。烛之武都不屑得解释,直接定性“君知其难也”。然则,其真难到这种程度吗?

  理清句意:“越国以鄙远”,其意为“越过他国领土,以远方作为自己国家的边境”。领土遥远,力不能及。容易为他人所趁,打下这土地得不偿失。果然难也。既然如此,历史上是否有此“越国以鄙远”之事发生呢?

  自然是有的。《战国策》、《史记》都明确记载:魏国被赵国控制的上党郡、韩国控制的河内郡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而上党郡之于赵国,其实就是一块飞地。即“越国以鄙远”之地。因为这块土地的存在,结合河内郡的压迫,曾经强大的魏国顿时首尾不相顾。如果说魏国是“越国以鄙远”政策的受害者,韩赵两国毫无疑问享受了“越国以鄙远”政策的红利。由此可见,“越国以鄙远”,并非一定无用处。关键在于,远处的土地能否得到本土的支持。若是能够,则不再是毫无用处“飞地”,反而会成为一颗钉子,深深嵌入敌人的心脏。

  除此之外,军事上同样有此“越国以鄙远”的战略战术。《明实录》记载“靖难之役”时不得不提到“死守济南的铁铉”。其坚定的守城意志,灵活的守城方法、无所畏惧的守城心态,令朱棣困在济南城下,不得寸进。幸亏朱棣孤注一掷,千里绕行,直扑南京,才抓住万分之一的机会,攻下首都,夺取政权。然而,这同时反映出铁铉的战斗能力和济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朱棣并非愿意直接扑向南京,乃不得已而为之。若然一旦到南京,遇到济南城下之进退维谷状,则两面夹击之形势必成。“南京——朱棣——济南”的形势出现,济南之于南京,则是“鄙远”。朱棣幸运而成功,但有差池,此“鄙远”则成为催命之地。

  铁铉“不败而败”。朱棣称帝后,其本人被凌迟处死,其妻女入教坊司。亦足见“济南之役”给朱棣的强大阴影。设若此飞地无用,其何必死啃硬骨头,直接绕道即可。正因为“鄙远”太有用,才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故“越国以鄙远”其真荒诞吗?

  时至近代,再看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它们多在各省交界处,换言之,土地多不相连。若将各个根据地视作统一的“国”,则彼此之间皆为“越国以鄙远”。但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互相支持,彼此呼应。根据地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逐步壮大,日成交融。由此可见,“越国以鄙远”并非绝对死路。

  今日,“阿拉斯加”仍然是美国的飞地,远离美国本土。至于夏威夷等更不待言。本土影响力才是关键,飞地“鄙远”并非核心概念。推而广之,秦国所谓“远交近攻”其本质上亦可认为是“越国以鄙远”的手段。远交者,互相联络,互不攻打也。既不攻打,虽曰非本国,其亦类本国。毕竟,领土之意,不唯在土地本身,更在于“影响力”辐射范围。

  美国飞地阿拉斯加

  综上所述,“越国以鄙远”,确有难处,却绝非不通之死路。本土强大,远疆亦安。彼此呼应,瓜藤枝蔓。飞地鄙远,亦可安然。

  由此概念往外继续延伸,所谓非本身专业学习的内容是否仍要学习?譬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文学是否“越国以鄙远”,不务正业呢?物理学家精研“小提琴”是否是“越国以鄙远”,玩物丧志呢?或当思之,不可不察也。

  《左传》读书笔记 7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来求赙。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

  隐公三年,左传的记载很多,一条条读下来。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隐公三年春天,周历三月壬戌,周平王驾崩了。周平王实际是壬戌日驾崩的,但《春秋》写庚戌日驾崩,是在告诉诸侯的时候故意提前日期,以催促诸侯赶紧去奔丧。算了一下,庚戌日比壬戌日早了十二天。

  周平王死前的二月己巳日,还发生了天象奇观:日食。算了一下,日食这一天,离周平王死还有五十三天。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周平王死后的二十九天,君氏也死了。君氏是谁?隐公的生母声子。声子死了,不通知诸侯,不反哭(君主在墓前哭了一次,回到办事的正殿里再哭一次,叫反哭于寝),不附祭(把死者的灵位放到其丈夫的祖母的灵位那里一起祭祀叫做祔于姑),所以《春秋》不说薨(薨的三个必要条件:赴于诸侯,反哭于寝,祔于姑)。

  又因为声子不是(惠公的)正室,所以不写她什么时候葬,也不写她的姓。

  但至少她的儿子姬息现在是代理国君,所以跟别的妾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叫“君氏”吧,意思是君主家的人。

  隐公二年和三年,姬允和姬息的生母先后去世,对比一下两人身后的待遇,隐公时刻不敢相忘自己的.代理身份呢,真是个谦逊忠厚的人。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先后都成为周平王的卿士(卿士是在周天子朝中执政的卿,相当于天子的管家)。周平王又想让虢公也来做卿士,郑庄公就心有怨恨,周平王说:“没有这样的事。”

  周朝和郑国就相互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王子狐到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到周朝做人质。周平王死了以后,周人就准备把政权交给了虢公。

  四月,郑国的祭足(就是那个祭仲)带领军队割取了温这个地方(周天子领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周天子都城)附近的麦子。周朝和郑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乱套了,郑庄公寤生开始公开和周天子叫板了。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这从隐公元年,郑卫交兵的时候,郑国调动周天子的军队和虢国军队,后来又征调邾国军队可以看出。卿士的好处之多,权力之大,使得寤生不愿与人分享。而对于寤生的专权,平王也是不满的,于是有了分权于虢公的想法。

  天子要想让谁来做自己的卿士,是天子自己的事,可是寤生居然怨王,而王也不敢得罪他,说没有这回事。这至少反映了三条信息。

  一、寤生很强势。

  这很好理解,周平王能够顺利东迁,郑武公出了很大的力。而郑庄公,顺利接过了武公的枪。郑国,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国,郑庄公和弟弟打架,可以轻易调动二百辆战车(整整六个师的兵力啊),可见其实力之强。

  二、周朝走下坡路了。

  周自平王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与之对应的是周王的境况是每况愈下。朝中大事不得不依靠郑伯,虢公等卿士来执行。这些卿士都有自己的领国,实力和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不大乐意乖乖听话了。

  三、郑伯有奸细安插在周平王左右。

  平王欲分权于虢公,应该是个机密,平王并不会把这样的想法告诉郑庄公,而庄公还是得到了消息,并跑去质问平王。平王出于心虚和无奈而回答:没有这回事。可以看出,庄公安插了能够探到机密的人物在平王左右。

  然而,即便如此,主臣双方还是无法取得互相信任。于是就发生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天子和诸侯互相交换人质。这样就能够保证双方的诚意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平王一死,周人就准备把卿士的权利交给了虢公。那怎么办?把王子狐干掉?不太合适,公子忽还在周呢。就这么算了?显然也不符合庄公的性格。怎么办呢?

  庄公要报复(或警告)。庄公派祭仲带着军队,把周天子领地四周的麦子都给收割了。敢让我下岗,我饿死你们!

  这里说一下,四月之麦,七月之禾(八月之前之秋),都是没成熟的麦子,庄公此举,不是说自己饿急了抢天子的粮食吃,而纯粹是报复(或警告),我要糟蹋你们的粮食,不让你们吃。

  《左传》读书笔记 8

  左丘明的《左传》作为中国最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代表了先秦文化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晋代学者贺循称之“史之极也”,宋代学者吕祖谦称之“接三代之末流,《五经》之余派。学者苟尽心于此,则有不尽只用矣。”足以可见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左传》的史料价值是非常巨大的。记载非常丰富,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很多诸侯的治国霸业。所以《左传》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列国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特别是详细记载了诸侯、王室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资料都曾作为后世史学家们的原始参考,如司马迁和班固等著《史记》和《汉书》的时候,都以《左传》为原始材料整理,《左传》的史料价值是得到公认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部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形式的书籍,拓宽了我国史学发展的长河,开创了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中记载的战争非常之多,多达四百多次,其中不乏一些脍炙人口的典故,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殽之战等,战争的时间,背景,起因,战争的经验等都记述的非常详实。更值得称道的是左丘明对于战争始终抱着客观的态度,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做到了不偏不倚。我想这些经典的战争也是后世兵家早期研究的对象吧。

  我们可能太注重《左传》的史料价值,而忽略了其文学价值。其实,《左传》的文学性同样不容小觑。他能将那么多杂乱的历史事件有条不紊的叙述出来,并且对于历史中人物个性的描写也非常突出,生动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左传》也很好的传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认为这是对《春秋》的最完美的注解,“民本”的思想显得尤其突出。

  它是我们文明古国的文化瑰宝,历代的学者们将其与《史记》并称,不是不无道理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部“历史散文”的魅力。

  《左传》读书笔记 9

  《春秋左传》,刚开始看的时候,这本书实在晦涩难懂,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文言文,我想当然地理解着,可是看着看着就看不通了。好在有注释与翻译,理解倒是没问题的,就是阅书进度缓慢,还特别消耗精力。

  书中的前几任君王,在描绘上可以说是平凡无所奇。毕竟是编年体的史书,一件动摇国之根本大事,只用几行字就讲完了。而那些文字背后的腥风血雨、谋权弄术、前恩后怨,我总是放下书本再缓缓回味时,才品尝得到。

  书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枪,我一剑,勾勒出一桩桩连绵的王朝恨事,那些恨事让我一点一点地着迷,一点一点地沦陷,恨不能一窥所有。

  书中郑庄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它是一位乱世枭雄,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也是一个满怀野心的君王。从权利欲望的角度看,郑庄公是一个成功者,是一位能人。可是在道德上,书中却给了他一个“有失教诲”的批评,批评他在对待叛乱的弟弟身上有失教诲。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就已极重视道德的修养。史书没有因为郑庄公在处理他弟弟的叛乱之事上是胜出者,而大肆谄媚褒扬。史书从道德的角度客观、公正地批评了郑庄公有失教诲。

  的确,书中在记载郑庄公与其弟的事情上,完全没有郑庄公对弟弟的教诲的`记载,哪怕是只言片语都没有。有臣子曾提醒郑庄公,‘其弟弟自幼受宠,又有母亲扶持,且还心怀大志,日子久了毕生异心,让郑庄公提早提防与教导’。而庄公对臣下的提醒只回应了一个意思“多行不义必自毙”。

  庄公成竹在胸,其弟弟的一切他早已了如指掌,他甚至完全不正视其弟弟的威胁,反而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故意放纵弟弟谋反,最后一鼓而破之,让他的弟弟最后远走他乡”。

  这就是庄公的人格,从权利角度看,他没什么问题,可从道德的角度看,他有伪君子之嫌。因为,假如他对弟弟加以控制并引导教诲,或许他与弟弟之间能避免一战。

  现今,庄公是很多的。组织之中不乏有一种人,当他明知你所做的是错的时候,他不提醒你,而当你错到尽头的时候,他才来批评你、指导你、美其名曰:“拯救你”。诚然受恩于人,不该枉自揣测,可这样的现象还是有的。很多做事的方式于理可通,于德却未必通透,庄公真是发人深省。

  德于内,而彰于外,无论做人做事是多么世故圆滑,多么无可挑剔,最终仍逃不过道德的品评。君子、伪君子心自知之。

  《左传》读书笔记 10

  《左传》作为史,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所记录的多是礼乐征伐;作为《春秋》的注本,其行文亦不外乎“春秋大义”。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撇开《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不谈,这里只是希望证明在《春秋》《左传》文字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思想理念。诚然,“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也”。但史官记录时所秉的原则必然体现了其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左传》中很少提及女性,所写不是可录入《烈女传》的“好女”便是乱一伦败德的劣女。再比如《左传》中对管仲知礼的不断描写。当然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郑伯克段于鄢”。

  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因这样的时代,我感受到了史官的无情,“赵盾弑其君”的描述曾让我感到战栗,史笔无情,一言一行都有把尺在衡量,也是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作《春秋》其背后的用心;战栗过后,不禁为其热情所感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信念,很难让人无动于衷。在风云变革的社会,坚守着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这种信念,微弱但固执的守望着他们心中的大义。他们在写下“君子曰:……”,内心平静否?写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襄公二十五年)时,是否感到苦涩和自我感动?

  “南史氏”一段让人热血翻滚。突然觉得他及他代表的那些史官,是种殉道者的形象。他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也不能许诺什么,能做的只有苦弱的'守望。

  他们的悲哀是时代给予的。孔子也为赵盾可惜,叹其“亡不过境”,可见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当时渐力不从心。宋襄公留给我们的便是那个已逝时代的背影。如今他看起来是如此的可笑,不知历史的车轮要踏碎多少执着的心。

  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能引起读者的感触。块块伤痕挥之不去,中国人陷入文明空城的困境中而不自知。终极追问的冲动没有了,公正道义的界限模糊了,自我修善的意识淡漠了。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危机。这要修复,绝非一两本《左传》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孔子作《春秋》以褒贬善恶,欲以其仁义礼智信来匡正社会伦理纲常秩序,此中大义是值得借鉴的。

  有人或许会问,泱泱大国风范,这传承了五千年的难道不是文化么?,若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解释,文化一直存在,甚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会将我们新吸收的外来知识摧毁,只余下当时的激动或新奇。若从狭义上来说,这种文化在今天“拿来主义”的大潮下,已沦为一种工具。

  文化同科学技术一样需要进化。中国社会的确需要寻根,需要溯本,但这绝非简单的回归传统。

  今天的人们所面对的困境与过去不同。古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而今人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来面对世界,他的孤独感、空虚感,他的压抑并不是传统的那一套所能够缓解的。

  重塑价值体系迫在眉睫,而亟待建立的价值体系应当是一种关心个体生存状况的思想,它应当是一种给与人应对苦难的力量和信仰。当人们心怀一种信仰时,尽管无法改变世界,但世界终究是不一样了。

  怀揣春秋大义,《左传》中这些可敬可爱的史官的努力,虽没能改变社会,守住渐渐消逝的三代之礼,但却给那个激荡时代添上一抹不变的原色,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让我们迷茫时,可以找到知音,找到榜样,或者单纯的感动。

  《左传》读书笔记 11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的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在〈隐公〉里面,[臧僖伯谏观鱼]中,鲁隐公要到棠地以射鱼为娱乐,大臣臧僖伯奉劝他要把精力集中到国家大事上,而不要荒怠正事,指出:“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臧僖伯虽未能阻止隐公的行动。但他的话足以训诫。这里了告诉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必须学会察纳善言,广纳贤言才能使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更好的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在〈桓公〉篇里,[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这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发挥领导作用。

  在〈襄公〉篇里,[子产问政]中,郑国的执政者子产遵循“爱民如子”的原则,把政事当作农事,精心料理,表现出他一心为国的品质。从子产的作为上看出,我们的当权者应当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用群众观点去看待问题,要爱民如子,不能背弃群众为中心的倒行逆施,要勤政爱民。作为一名管理者更应如此,学会体恤下属。

  读到《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

  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

  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左传》读书笔记 12

  孔颖达是隋唐时期的经学大儒,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曾任隋补太学助教、唐国子祭酒等官职,为经学研究作出了极大贡献,《春秋左传正义》便是其一。孔颖达在杜注的基础上为其作疏,使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但是《春秋左传正义》对于初学文献学的我来说,阅读比较困难。甚至于对上文所提及的“注”、“疏”的含义,我也不甚了解。幸运的是,文献老师前段时间刚好提及“注”、“疏”并讲述了其含义,我方知:对古书的注解叫“注”,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解释就叫作“疏”。

  对于此书的注,大多数我不是特别明了,因此我均是借助疏,即《正义》,来弄清文章的大概意思的。但我在书中却看见一个奇怪的现象:书中大多数采用杜预的注,而极少看见其他人所著的注,这个给了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感觉。之所以会认为这个现象很奇怪,是因为在文选课上,老师通常会用毛传、郑笺、集传等作为比较,然后取最佳解释,而该书却反其道而行。并且据文选老师所讲,对《左传》做过注的大有人在,如西汉刘歆、东汉贾逵、服虔以及隋朝刘炫等,并且也大有可取之处。但为什么孔颖达却极少用其他人所著的'注呢?于是我便去图书馆寻找答案,并从一堆书籍中找到了一个我认为说得过去的解释。清人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序》是这样解释的:“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大概是因为唐高祖沿袭了魏晋旧习,所以孔颖达独尊杜注,舍弃了其他人的注解。

  众所周知,“疏不破注”是著疏的原则。华中师范大学安敏博士曾对其做过解释:“‘疏不破注’是指在一般情况下,疏必须维护注的观点,以注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解释发挥,但不得对注进行纠正反驳”。文献老师也曾说过“疏不破注”这个原则及其含义,而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的疏证过程中也始终坚守这个原则,这也是此书最大的特点之一。

  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则,使得孔颖达独尊杜注,而独尊杜注又使许多前人的有价值的注疏消失、亡佚,使白璧微瑕。

  为了坚持原则,所以在知道各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选择了支持杜注。如:“《左传_隠公三年》:‘庚戌,郑伯之车僨于济。’”《正义》曰:“案:‘检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据当时所见,载于《释例》,今一皆依杜。虽与《水经》乖异,亦不复根寻也。’”明知与《水经》的说法不相同,却用“今古或殊”这个简单的理由简单地带过,并且不再找寻资料查证、找出正确的解释,实在是有失偏颇。“不复寻根”的态度也不利于我们读者继续探索、寻求正确合理的注解,此瑕疵之一。

  为了坚持原则,所以在知道杜注存在错误的情况下,还是选择避而不谈。如:“《左传_僖22年》: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矣。’”《杜注》:“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根据后文,可知“固”乃是“固执、坚持”意,并不是杜注所解释的庄公之孙公孙固;大司马乃官名,这里指作大司马的那个人。但孔颖达却未对其进行修改,甚至未指出杜注的错误。这样使得正义不够严谨,此瑕疵之二。

  为了坚持原则,所以在知道杜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依旧言辞隐晦缓和。如:“《左传_庄公三十年》:‘斗射师谏,则执而梏之。’”《正义》曰:“杜此注与《谱》并以射师与鬭廉为一人,不知何据也。”“不知何据”说明孔颖达也认为杜注此言缺乏依据,没有材料支撑,但他也只是随便一提,并没有明确反对杜注。这样做显然有失偏颇,缺少客观性,此瑕疵之三。

  但又是因为坚持这个原则,使得注释庞杂、内容混乱的局面被避免了。孔颖达当然不是不懂变通之辈,在杜预没有为其作注时,孔颖达也直接采用了前人的有价值的注作疏。这非但没有违背“疏不破注”原则,而且也使得《正义》更加完备、具体、准确、客观。

  如:“《左传_桓公九年》:‘享曹大子,初献,乐奏而叹。’施夫曰:‘曹大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正义曰:“服虔云:‘古之为享食,所以观威仪、省祸福,无丧而戚忧必仇焉。今大子临乐而叹,是父将死而兆先见也。’”他把曹大子的哀叹看作是其父将死的先兆,我认为此处孔颖达取服虔注疏是极好的。因为第二年曹大子的父亲曹桓公便过世,曹大子即位,为曹庄公,刚好应了那句“是父将死而兆先见也”。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此书虽然有一些缺点,但在我看来此书的的确确是一部佳作。该书始终坚持贯彻“疏不破注”的原则,完全达到了著疏的标准。虽然在这个原则下存在着一些小缺陷,但那也是各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不管怎样,总体上也是极其好的。并且孔颖达对《左传》中一些杜预未著注处采用了服虔等人的注作疏,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说明,既未违背原则,又取其精华,也算弥补了一些缺陷。

  阅读完该书,我对文献学的认识又更深了一步,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典故等也更加的了解,对著疏的原则、方法等也有所涉猎,实在是受益颇多。

  《左传》读书笔记 13

  以五代十国为界,中国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对称的两个阶段,前一个更工整,后一个稍牵强。从周至唐,都是先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纷乱之世迸发出绚烂的思想,并由之引发制度思考,之后一个制度创新的朝代架构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雏形,继而雄汉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个汉族政权将自身在经济、对外领域所能达到的成就发挥至极致时陡现疲软,外族政权蛮横地破立,延续帝制国家的命数。之后的晚清、民国时期,恰似又一个春秋战国,细品下来,不知这是轮回抑或必然。

  如果说,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定义了今天中国的制度概念,那么自周公制礼而一脉相承至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则定义了中国人的.概念,甚至定义了从内心价值参考到行为衡量准则的一系列标准,有些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被剥落,但仍有部分价值取向如数学定理般严苛而真实地在生活中体现。中国人对部分礼仪矫情式的执着从春秋就开始,外交场合对话都是用诗经断章取义,因此也难怪楚国君臣在最初的几次出场中,都透着一幅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将对自身理性的思考发挥至极致,需要由宗教树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内省所代替。但如果这种内省太过偏执,就会产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样被自身道德追求绑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条。直白地说,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个定义了我们思考与行为的时代,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酒自古就是拿来说事的最好手段,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饮,其中一个环节叫做“无算爵”,顾名思义就是敞开喝,但喝酒并不是都无节制,齐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陈敬仲时,二人喝得特别投缘,齐桓公主动要求晚上点上火把,接着来下半场,陈敬仲以来之前对晚上喝酒没算卦委婉推辞。

  读了《左传》后发现,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连国际关系都是深植在中国人血液中,现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春秋时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单举二例,晋文公践土之盟前后的一次君臣对话中,晋国大夫就明确提出,作为霸主就应当成为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应当积极地推行正当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国内政当然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要手段,晋国讨伐齐国时,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将齐国国内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以方便日后行军。春秋时的大国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扬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小国则由于地缘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为大国割据的战场。晋国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动荡,上卿级别的官员变动频繁,楚国利用这一时机频繁北上,晋国国内局势稍显稳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国家开会,通过攻打双方势力交界处的陈、郑二国打压楚国崛起。最终,郑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逐年与晋、楚两国讲和,这种外交政策的频繁转向连郑国当权者都找不到合理应对的方法。在一次面临楚国进攻时,无奈到进行占卜,神灵的指示是全体当权者到太庙去哭并将战车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

  有人说春秋时代虽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丝绸之路,只有汉唐那种宏伟和包容才能容纳如此的梦想。但这思想从不是那般无力,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乎”,作为“身长九尺,人称长人”的孔子可能觉得这是个坑,老头直接就怼回去,“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正是这个仿佛纷乱搅扰的时代构筑了汉唐最基础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看似淡薄绵软的黄老、儒法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左传》读书笔记 14

  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拖了很久才读完,又拖到现在才写读后感。

  一看这本书的题目就知道,这是一本后现代史学的研究著作。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历史书写”的关注。简而言之,后现代史学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记载,只要是历史记载,多多少少都掺入了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就像《左传》这部书,我们以前总是习以为常地将其中的记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很多编撰者的主观意图。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的话,那就是:从《左传》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左传》的编撰者常常试图对历史进行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未必真的合理。

  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书中谈到的例子。

  《左传》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卫懿公好鹤”。原文如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卫懿公亡国的记载,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用“//”分开):前一部分是关注点是“好鹤”,而后一部分的关注点是战场上的策略。其实,假如我们把前一部分删去,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看到,卫懿公是由于军事指挥失误而亡国的。然而加上这样一段关于“好鹤”插叙,整个故事的因果关系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暗示我们:军事失误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国君的失德。同时,我们可以还可以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带有普适性的道德训诫:作为君主,不能玩物丧志,否则就会亡国。

  上述这些,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真的合理吗?卫懿公真的是因为“好鹤”才亡国的吗?换句话说,玩物丧志就一定会导致亡国吗?我看未必。首先,从逻辑上讲,卫懿公亡国这件事,完全可以用单纯的军事原因来解释,甚至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次,从历史上看,玩物丧志的君主也未必都会亡国。例如在明朝,天启皇帝整天就喜欢做木工,这也算玩物丧志了吧,但是却没有亡国;相反,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却逃不过亡国的命运。总而言之,《左传》中这种对于历史的“解释”,未必是绝对合理的。

  通过这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看似客观的历史记载,实际上蕴含着书写者对于历史的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我觉得作者并无意于消解历史,而只是像我们揭示出文本中存在的这种微妙的现象。

  除了关于《左传》的具体分析外,这本书还带给我一些关于后现代史学的新感受。

  根据我的观察,很多研究者基本上将后现代史学,或者说“历史书写”理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划上等号。由此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是打着后现代史学的旗号对历史进行解构,不讲证据、不讲逻辑。这种人当然是肤浅的。不过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怎么和这类人接触过。我见过更多的反倒是另一类人,一提到后现代史学就如临大敌,仿佛只要一提“历史书写”就是不学无术的表现。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过于极端了。

  我觉得,《<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审视后现代史学究竟能带给我们哪些不一样的、深刻的思考。

  《左传》读书笔记 15

  这个年轻人应该是郑庄公的爱子了,而且还算是一个有为的年轻人。婉言谢绝了齐国送来的美女,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如果是为了政治,通过这次联姻,可以加强齐郑之间的联盟,那公子忽应该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更何况文姜可是有名的美女啊,可以说是财色双收。为什么?,

  现在他又代表郑庄公出兵帮助齐国抵御北戎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斩杀三百,俘虏了大良,少良两个元帅。齐僖公一看,少年有为,又想把自己另外的女儿许配给他,他又拒绝了。

  但是,齐国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主持人鲁国这个迂腐的教条主义国家,却没有把郑国放在前面,惹得我们的少年英雄很不高兴。

  后来,四年之后,就爆发了有郎之战。

  在前面的《左传》里,有三处提到了这位可爱的年轻人。

  “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隐公七年,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

  现在是恒公六年,公子忽已经成婚多年了。夫妻感情十分深厚,他谢绝了齐僖公的婚事,倒是说明了这个小伙子是个性情中人,敢爱敢恨。

  在后面的历史里,这个人物再次出现,却是引发了一场腥风血雨的王位争夺战,这个年轻人又一次做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事情,历史真的不属于这样的年轻人。

  郑庄公这位老英雄,看来还是十分喜欢这个嫡长子的,年纪轻轻地就开始栽培他。当年郑庄公和周王室关系紧张的时候,相互交换人质,公子忽就是人质。按照触龙说赵太后里的说法,这是在给公子忽积累政治资本。后来公子忽在周王室那里和陈侯的`女儿成婚,和陈国接了亲家。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亲家实力太弱,终其在春秋的历史长河里,永远是陪角,连一次象样的政治作为都没有,随时都寄人篱下的苟延残喘。郑庄公在和周王室的长葛之战的时候,陈国迫于压力,加入到了周联军的行列。可对手又是亲家翁,着实让这个陈侯为难。所以,在两军一交战的时候,陈国首先溃败,将周联军的左翼让给了郑庄公,结果周联军打败,周恒王中箭受伤,险些成为郑国的俘虏。这也算是为郑国出了一把力吧。

  《左传》读书笔记 16

  两千多年前,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人做了精彩的演出,鲁国的史官纪录下来,这就是那篇文章《季札观乐》的由来,笔者最近读来,亦觉别有风味,感触颇多,现说出来以飨读者。

  一、演出的盛况。

  演出约二十首歌曲,都是《诗经》中的诗歌,分别是十五国风,小雅,大雅,颂。还有六种舞蹈。歌曲听的季札是赞不绝口,先是说:“美哉,渊乎”“美哉,泱泱”后又说:“美哉,荡乎”“美哉,砜砜”。还有“思深哉,广哉,至矣哉”等。乐舞看的季札是目瞪口呆,特别是对周武王,商汤,夏禹,虞舜等朝代的乐舞感兴趣,夸赞之词更是多多,这里不在赘述,请观原文。

  二、季札观乐时的评论。

  随着歌舞的美妙演出,季札即兴发表了对歌舞的评论,其要点是:

  1、对周朝各诸侯国音乐的表扬多于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大国充分肯定。

  2、对(小雅),(大雅),(颂)评价极好,说:“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3、对乐舞的看法是越年代久远的舞蹈越好,说:“乐舞反映了各朝代的德政”。

  三、史书对季札观乐的评价。

  史称季札竟能“尽知其意”,边观边评,妙语珠连,议论风生,乃至轰动了周文化中心,使鲁人敬焉。他精于音律,不直听声而已。就是说季札能辨乐声之正邪兴衰,从音乐中听出国家的兴衰的征兆来。

  四、我的.感想。

  1、笔者认为,季札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场演出,他把歌舞看作是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大事,音乐舞蹈在他眼里是礼教盛衰的反映,也是国家政治盛衰的反映。他从歌曲里能听出百姓的辛苦和怨恨,统治者的恐惧。他在舞蹈里看见了朝代的兴盛和先圣的伟大和德行。他是思想界的先行者。

  2、季札是一个懂音乐的奇才,他对音乐和舞蹈的理解之深,在当时乃至现代也不多见,说明其有高深的文化素养,其音乐知识的渊博无人能及。十五国的音乐他都懂,不然怎么能作出精辟的评论,相信他不是忽悠大师。

  3、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特别是关于音乐的古文本就不多,值得一看。语句优美,词汇丰富是该文的特点,对提高学习古文能力有所帮助。笔者曾在聊天昵称和博客日志里,多次引用该文章的原句,感觉良好。

  4、季札在春秋时期也比较有名,他的渊博学识,特别是几次放弃王位继承权,专注于学术研究,曾被孔子赞为“至德之人”。试想,若没有高尚的道德,焉能对乐舞作出这样精辟的诠释。为此,我劝大家一读为快。

  《左传》读书笔记 17

  千百年前那些蓬荜生辉的大殿之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皇子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争斗。而庄公和段这对一奶同胞的兄弟生于此,便注定了将要奔向这既定的宿命。

  整篇文章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所写,没有一句褒贬,可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那鲜明的人物性格却淋漓尽致,让人读完一遍,便有了自己的见解。

  庄公自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这是一个复杂而心计深沉的人。

  庄公的心思实在教人琢磨不透。对于弟弟段不知满足地不断扩张自己势力的作为,无论大臣们如何规劝,他都毫无动摇,直到最后弟弟的军队整装待发,意欲将王城一举拿下之时才反攻——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对弟弟的疼爱宽容,还是处心积虑?

  我想,后者的可能较大。

  以庄公之能,能够早先得到段之大军准备攻打的消息,就说明他早已在段的人手中安插了自己的'心腹。他看似与世无争,实则将段的一举一动都掌控在自己手中。

  他从未信任过段,又何言疼爱?

  庄公利用了段的自私,任由其扩张版图,最终与其致命一击。若段未曾拥有过希望,那失败则不算失败,可眼见成功近在眼前,到头来却只是南柯一梦——刹那间荣华不再,由天堂直坠地狱,由一方龙头化为仓皇逃犯,曾执掌翻覆的一片江山如今却连容身之地都全无,对于一个视权力为毕生所求的人来说,又是何其大的打击!

  未曾拥有,便不会真正体味到其乐,然而拥有后又瞬间失去,这样的空与痛又怎能言喻。

  《左传》读书笔记 18

  《左传》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又称《春秋左氏传》和《左氏春秋》,相传春秋末年德国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记载了上至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衰公元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近三百年历史。

  《左传》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角逐以及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立法金石、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它是了解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情况的一枚钥匙。

  从史学价值上看《左传》代表了先前史学的最高成就,确立了编年体史书的地位,对后世产生的很大的影响。它擅长于技术战争,善于刻画人物。书中文字简练生动,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庄公名寤生,因出生时难产,母亲姜夫人很不喜欢他,而他的弟弟段却长得一表人材,很受母亲宠爱。寤生因是长子,所以被立为太子。后来,母亲姜夫人和段密谋起兵造反,造反失败,段被处死。段死后,就命令把母亲迁置到了颖地安置,并发下毒誓:“不及黄泉,不再相见。”颖谷有个地方官叫颖叔考,为人非常正直,见到郑庄公把母亲驱到颖地,说道:“母亲虽然不像母亲,但儿子能够不像儿子吗?”颖叔考就献计:挖一条邃道,一直通到黄泉,在里面建一间屋子,先把姜夫人迎到屋子里居住,然后母子再在屋中相见,这不就是黄泉相见了吗?母子二人在隧道里抱头痛哭,和好如初。庄公的这份孝心深深感动了我。

  我记得我有一次作业没有写好出去玩到了晚上,妈妈来检查我的作业,我就说我写完了,可是我又没有交出来,最后我妈妈打了我几巴掌,我就生了气,关在房里再也不肯出来,心想:我再也不理妈妈了,竟然打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外面敲门,但我一直没开门,晚上我一直在看书,也没有睡觉。就是左传里的这个故事感染了我,我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二天我向妈妈道了歉,妈妈原谅我啦!

  我们以后也要好好孝敬父母,多给他们捶捶背,洗洗脚,拖拖地做一名好学生。

  《左传》,大家必看的一本书。

  《左传》读书笔记 19

  在古人看来,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左传》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图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啊!

  《左传》大量描述战争,这是时代赋予的内容。但要精确地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简练地揭示双方的特点,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并揭示出胜败的原因,作者如果没有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外交斗争的经验,是不易达此境地的。故史学界有以《左传》为三晋人最后成书的推想,一则书中记晋事最多,再则记晋国战事又多,三则战国法家、纵横家多出自三晋,这方人士在军事外交上有深厚的积淀,故在讲习传阅中予以加工润色的可能性不无存在。其实由谁写成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左传》提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外交斗争艺术,已成为我国军事学与外交学上的宝贵财富。

  《左传》在编纂学上首创“君子曰”一栏,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的意义,为史家主体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后世史家效仿成传统,是我国史著中进行理论阐述的重要部分,也可视作是史书与子书结合的体现。从历史文学角度看,其叙事井井有条,以插叙、倒叙补编年之不足,使史事因果分明。构思情节,又往往放飞想象,踵事生华,运用了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因此许多片段写得脍炙人口,成为古今传诵的`名篇。这大概渊源于瞽朦的说唱艺术,使文学与史学取得了完满的结合。至于其语言的运用,可谓雄健流畅,准确凝练,想来已是几代人共同锤炼的结晶了。刘勰所说“辞宗丘明”,我们可以再宽泛些理解,即实际上定位了《左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左传》读书笔记 20

  “左传”是中国古代的编年史书第一,也被称为“春秋左传”和“左传·春秋”,相传春秋末期鲁德国历史学家恒宇写的,记录在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鲁明年下滑至27年(公元前468年)近三百年的历史。

  《左传》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角逐以及企业各类服务礼仪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建设社会生活风俗民族发展关系网络道德教育观念、天文、地理、立法金石、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它是我们了解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管理军事、外交、文化等情况的.一枚钥匙。

  从历史价值看,<左传>代表了前人史学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史书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擅长技战术,擅长刻画人物。 书中的文字简洁生动,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庄公天生难产,母亲蒋不喜欢他,而他的弟弟段长得好看,母亲很喜欢他郑庄公。郑庄公之所以被封为王子是因为他是长子。后来,蒋夫人和段的母亲密谋叛乱,叛乱失败,段被处死。段死后,他命令他的母亲转移到英帝,在那里他发誓说”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营谷有一个地方官员,叫营叔考,他很正直,当他看到郑庄公把他的母亲送到营地时,他说: “母亲不像母亲,但是儿子能像儿子吗? ”英树考提出了一个计划: 挖一条深的路,一直到来世,然后在里面建一个房间。首先,欢迎姜太太住进来,然后母子又在房间里见面,这不是世界末日吗?妈妈和儿子在隧道里抱头痛哭,和好。庄公的孝心深深打动了我。

  我记得我有一次完成作业人员没有学生写好自己出去玩到了一个晚上,妈妈来检查我的作业,我就说我写完了,可是我又没有交出来,最后通过我妈妈打了我几巴掌,我就生了气,关在房里再也不肯出来,心想:我再也不能不理妈妈了,竟然可以打我。爸爸因为妈妈我们一直在进行外面的人敲门,但我还是一直没开门,晚上我一直在不断看书,也没有时间睡觉。就是左传里的这个中国故事发生感染了我,我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二天我向妈妈道了歉,妈妈选择原谅我啦!

  我们自己以后发展也要进行好好孝敬父母,多给他们捶捶背,洗洗脚,拖拖地做一名教育好学生。

  “左传”,我们必须看到一本书。

  《左传》读书笔记 21

  《左传》看似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写,但在描写当中又参杂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结与经验教训,为人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个人方面,用理性去看待问题,用逻辑去征服他人。在《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说秦伯,刚开始是把郑国的存亡问题放在一边,先对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进行着重的具体说明,其次叙述保存郑国对秦的好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在述说晋国的狼子野心与对秦国的忘恩负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一步步地叙述,把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清晰地摆在秦穆公的面前,最后打动秦穆公,不仅使得秦国退兵,而且还留了秦将杞子三人帅军助郑守卫郑国。

  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运用严谨而周密,委婉而多姿的逻辑思维去熄灭战火,更何况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呢。现在的中小学,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的某某因为打架而受伤住院或者残废,这都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导致的。有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打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要学会运用理性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用严密的逻辑去征服别人。

  在教育方面,循循善诱,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庄公一生下来就被其母武姜所厌恶,而他的弟弟则一直被其母偏爱,先王在位之时,其母就想要废除庄公而改立段为王。庄公上位时,其母又私地下各种阴谋来阻挠庄公持政。段因受其母的偏爱而骄纵无忌,大臣们害怕段会酿成祸害,纷纷请旨想除去他,庄公却泰然处之。其实庄公不是不明白段和其母的祸心,只不过他的略是令其养痈为患,“多行不宜必自毙”。终于,段被庄公宽容的假像所迷惑,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最终被庄公所灭。

  其实庄公如果能够对段有一定的教育,或许段也不会养成骄纵无忌的性格。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伟大职业,它对学生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但有的.老师却对一些性格比较恶劣、老师的劝告不听、漠视课堂纪律的学生采取自由放养的方式,认为老师的话你现在不听,那就等到到了社会由法律制约吧。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调皮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要老师抓住学生的心理,有足够的耐心,循循善诱,那么一定可以让学生认真起来。

  在国家方面,杜绝腐败行贿之风,建立高效廉洁、勤俭节约型政府。《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因为杀了死马孔文嘉以及宋殇,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接受了它并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就对此表示鲁庄公这种行为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糜之风,构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每一部史书,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内容,只要能用心地去品尝,细细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那么它就是一部好的作品。正如《左传》,它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每一个篇章,都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大大小小的道理,对现在的个人、社会与国家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左传》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偶尔无聊的时候看看史书,尤其是像《左传》这样优秀散文典范,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进而完善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左传》读书笔记 22

  人类既无法和天地抗争,无法同命运抗争,也无法和自己抗争。阴阳盛衰的交替的确是人的意志不可扭转的。

  当一个朝代达到鼎盛的时候,也就意味著即将开始走下坡路。“日中则昃。”太阳升到中天之后,就开始向西偏斜。传统等级制度的专制,使它无法靠自身的运转来为自身提供必的.活力。它是一个封闭型的结构,原本积存起来的能量,在自身的运转中不断被消蚀,直至全部能量消耗殆尽,这时就该寿终正寝了。忠臣也好,义士也好,直谏也好,都如杯水车薪,挽救不了颓势。

  末世到来时,再聪明、再能干的人都只有眼睁睁看著衰落下去。你可以把一切看得清楚透彻,可以把一切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就是没有回天之力,只有做大树倒下时四散逃命的猢狲。在这种时候,麻木迟钝也许比敏感清醒要好得多。麻木了,就不去看,看见了也没有反应;也不去想,脑子心灵完全处在停滞状态,因而也就没有了痛苦。由清醒敏感所带来的痛苦,恐怕是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你要思索,要探寻究竟、要仰问苍天,而任何结果都不可能得到。再说,生性清醒敏感的人,即使想要麻木迟钝,也做不到。真的就是“难得糊涂”啊。

  改天换地的力量是来自外部。制度本身是个巨大的漩涡,是一个具有无限引力的黑洞,进入它之中的一切都将被无情地吞没。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一直被人们当作是近代产物的末世感,竟会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如果说末世感也具有“现代性”的话,那“现代性”就不应以时间远近来衡量。

  《左传》读书笔记 23

  一日晚,我还在梳理家里的书橱,不经意翻到一本自身之前的语文书,一时兴起,就坐着地面上翻阅了起來,读到在其中《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生即是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钟爱。先王在世,其母便会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称帝,段又恃父母的关爱骄横无忌。重臣们恐酿祸患,竞相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并并不是弄不懂段的祸心,但他的防范措施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层宽容的幻觉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军伐京。好,机遇总算成熟了,庄公总算能够顺理成章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除了来源于任何一方的斥责了。庄公有意放肆其胞弟的'篡权的心,并而为发挥特长、造就机遇(自然是设定的陷阱),塑造之,正确引导之,令其案发后再予整理,其居心可以说险毒阴深矣。难怪有的人评述,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络到自身所从业的教育工作中,颇有感触。一些顽皮顽劣的学员,并不是那麼想要征求老师的指责,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诫为儿戏,更有的则果断顶牛,她们对老师的教悔是那麼的抵触。教育者见教育看不到成果,也就会有丧气、怄气的情况下:算了吧,使他去。甚至想,平时里鸡蛋里挑骨头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院校管不了他,未来让社会发展去管他,让法律法规去管他吧。君不见,并不是总算也是有那麼几个人,果然被法律法规管到了吗?

  但我窃以为待人接物须当讲为人正直,从师更应尚师德师风,为传道受业而放弃了文化教育的岗位职责,是为失德也。针对班中一些顽劣顽皮的学员,虽然有时候明知道一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务必执行自身的职责。

  而学生们尤其是这些常常挨老师斥责的差生们呢,听了这一段小故事,难道说也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说还能开心于老师对自身的无论不谈、或曰害怕管害怕问、或曰不肯管不肯问?难道说还能将老师对自身的这类听之任之做为显摆于伙伴的本事?难道说还能憎恨这些勇于教导大家的师长并伺机对她们施加对付?难道说竟期待教育你的老师变成郑庄公?

  郑庄公此人,学员莫爱,老师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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