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爸爸
“医生”爸爸1
这天，家里的电脑突然“休克”了，我急的不得了了。
没有电脑，我怎么录作文呀?妈妈说她也没有办法，看来只好等爸爸回来了。
晚上，爸爸回来了，我赶忙对爸爸说：“爸爸，电脑打不开了，你快看一下。”爸爸听后换好鞋就去看电脑了，因为爸爸也把电脑当他的“宝贝儿”呢!
爸爸左看右看，然后开动电脑，电脑依然“无动于衷”。爸爸开始给电脑做检查了，只见爸爸把主机从架子上拿下来，平放在地上，把一个长条型的东西从里面拔出来，用纸擦了一下，然后又插了进去，接着打开电脑的电源开关，不一会，电脑正常开机了，爸爸把电脑的“病”给治好了。哈!看到电脑好了，我高兴极了，我可以录作文了!
看来，爸爸真是一个“医生”爸爸呀!
“医生”爸爸2
我的爸爸是一名外科医生，也是个大忙人，即使是节假日也不例外。我最怕家里的电话铃响，电话大多数都是医院打来的，不是叫爸爸去做手术，就是病人的病情有变化，让爸爸去处理。
爸爸上班很准时，下班却常常晚点，经常是因为做手术耽误了下班、吃饭的时间。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常常是小朋友们都被接走了，班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老师只好把我带回她家，等爸爸忙完了再来接我。有时他科室里的护士阿姨把我接到医院，等爸爸做完手术，我们才能一起回家。
爸爸热爱他的工作，关心每一位病人。因为经常做手术，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十几年过去了，爸爸患上了静脉曲张。由于吃饭也不按时，他还患上了胃病。身在医院，他还是没时间进行彻底治疗，只是吃些药。我心疼爸爸，劝他注意身体，别太忙了，可他却笑着摇了摇头说：“可不能耽误病人呀！”
今年，好不容易盼来了“五一”放长假，全家早早就商量好随旅行社一起去桂林玩。但就在要报名的时候，爸爸临时要去西安开学术会。没办法，我们一家的桂林之行只好又泡汤了。
瞧！这就是我的爸爸，一个热爱工作胜过一切的爸爸。
“医生”爸爸3
我的爸爸是一位外科医生，因为医术精湛，工作勤奋努力，所以三十多岁就被提拔为副院长。从此，他的工作量与日俱增，几乎每天都有手术，很多手术都是病人、病人家属一定要求让爸爸做的，放弃休息时间去工作成了平常事。
记得我十岁生日前一天，爸爸对我说：“臻儿，明天是你生日，正好我休息，我去帮你买个蛋糕，咱们晚饭时庆祝一下。”爸爸为我买生日蛋糕，这可是头一回呢！“谢谢爸爸！”我兴奋地说。妈妈走过来问：“要不要买个蛋糕送给你啊？”我得意地笑笑说：“不用了，这次爸爸会买的。”第二天，放学后我兴高采烈地跑回家，从客厅到书房、卧室，找了个遍，爸爸不在。奶奶告诉我，下午三点多时，医院来了个急诊病人，爸爸被叫去了。傍晚，奶奶烧了一桌好菜，我们坐在餐桌旁等待爸爸回来吃晚饭，到六点爸爸还没回来，我有些耐不住了，可想了想还是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七点，我沮丧地摇摇头，哎，爸爸又不能回来吃饭了。他怎么可以这样，昨天说得好好的，说要帮我买蛋糕。现在倒好，蛋糕没吃到，连我的生日晚饭也不回来吃了，这真是最没劲最糟糕的生日。明天他回来我一定要好好说说他。
第二天早晨，爸爸才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回来了，我怒气冲冲地迎了上去：“爸爸，你平时不回来吃晚饭，我不介意，昨天是我生日，而且你答应给我买蛋糕的，怎么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呀！真是太令我失望了。”爸爸说：“对不起了，臻儿。昨天医院来了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我怎么能不管呢？不过现在总算脱离危险了。”他疲倦地笑笑，走进卫生间洗脸刷牙了。看着他疲惫的背影，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暑假的一天，我因为有事来到医院找爸爸。我跟在爸爸的后面，认识或不认识的病人、家属都热情地跟爸爸打招呼，仿佛熟识的邻居、朋友似的。来到爸爸的办公室，我发现墙壁上挂满了病人家属送的锦旗，“救死扶伤”，“妙手回春”……哦，也许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吧，这些爸爸从未给我讲过。看着，看着，我突然有点理解爸爸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在我内心升腾起来，我想大声地告诉每一个人——我的爸爸是个医生！
“医生”爸爸4
我的爸爸是一名外科医生，他30多岁，中等身材，黑黑的头发，白白的皮肤，浓浓的眉毛，不算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他的脸上总带着笑容，说话不急不忙。
妈妈常常说爸爸是一个小懒虫，我也发现爸爸在家中很少帮妈妈做家务，回家后经常是坐在沙发上，不是喝茶就是看报纸，有时看着看着就打起呼噜来。周末的时候，妈妈常和他说：“周末了，我们全家出去爬爬山，逛逛街吧？”而爸爸却说：“太累了，我想睡觉，你们去吧！”我有时也对他说：“爸爸，你太懒了！”每当这个时候，爸爸都是抱歉地对我们笑笑，又去喝茶休息了。
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到爸爸房间一看，爸爸却不在房间里，连忙问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妈妈无奈地告诉我：“你爸爸夜里到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去了！”到了晚上，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着给我们准备晚饭。这时爸爸一脸疲惫地回到了家，换好拖鞋后，就又躺到沙发上了，我大声对爸爸说：“爸爸，你回来后怎么不帮妈妈做事呢，她多忙啊？”妈妈听到了我的话，连忙从厨房里走出来，对我说：“儿子，你不知道，你爸爸工作太辛苦，到家已经精疲力竭了，就让他休息吧！”这时我才想起，昨天夜里我们还在梦乡的时候，爸爸就到医院工作去了。原来爸爸不是懒，而是太累了。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挽救病人的生命，爸爸他不能偷懒，只有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回到家，他只好“偷懒”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爸爸并不懒，他为病人的健康全力付出，所以到家没有精力陪伴我们。他看起来很懒，其实他是一名称职的外科医生，我爱我的“懒”爸爸！
“医生”爸爸5
从小我的身体就不太好，可能抵抗力差，因此几乎每隔二、三个月就得一次感冒，家中孩子多，有时妹妹们也会被传染，每一个月光是医药费，对于当警察的爸爸来说，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还好在我家巷口的“许小儿科”医院,夫妇两人都是医学博士，医术精湛，每次生病去找他们医治，很快就医好了。夫妇两人，都是心地仁慈的人，知道当警察所所长的爸爸，在士林管区平时“亲民爱民”（我在家中，看到有好多人送这个银盾给爸爸），家中孩子多且常生病，所以交待护士小姐，我们家人去看病一律不收费。但妈妈感恩的跟医师娘说，看病不花钱是不会好的！医师娘才说：收个挂号费意思一下吧！她的医术让我们一家七个孩子，健健康康的长大！爸爸常跟我说，做人要善良有爱心，像医生因为仁心仁术，救人做好事积阴德，所以好心会有好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便决定如果将来即使做不成医生，也要多充实医疗方面的知识，以便有机会可以助人也助己！
记得17岁在北一女读书时，我因为迷上游泳，有一天早上第四节是自习课，我特别把便当留在抽屉里不送出去蒸。趁十一点半便偷偷地把便当吃完，盼望早点下课！当十二时十分下课的号声响起，我以最快速度来到游泳池畔，第一个跳下水去，如鱼得水般，快乐地嬉戏了中午一小时的午休时间。
不料晚上肚子痛了起来，勉强捱到早上，也不敢告诉爸爸，只好咬紧牙关背起书包，换了二趟公车来到北一女，上课去了。但是到了中午，最终还是忍着痛，打电话请爸爸接我去看病。我的心难过极了！难过的不是自己身体上的痛苦，而是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需要花许多钱动手术的盲肠炎。这笔数字不小的医药费，将会给爸爸带来多大的一件烦心之事呀！
爸爸找到他管区内靠近圆环附近，有一家十分有名的“徐外科”医院。副院长耿殿栋伯伯，是爸爸的河南老乡，医术十分高明。由于几年前，徐外科曾闹过医疗纠纷，病人家属抬棺材来医院门前撒冥纸抗议。那时爸爸用很诚恳的态度，摆平了这件事，所以耿伯伯对爸爸一直很好！没有想到，现在居然需要靠他的帮忙，来为我操刀，割除我位于腹部“左侧”异于常人位置的盲肠！20分钟的手术后，他拿出一小条粉红色，像鸡肠子一样的东西，跟爸爸说：这个手术如在大医院开，一定是实习医生开，大概要花一个鈡头都说不定。爸爸一直向他鞠躬称谢！当麻药渐渐退去后，我忍着痛，要爸爸放心。请他早点回家去告诉妈妈，让她也好早一点放下心中的牵挂！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兴冲冲地来到我的床前，从手中的纸袋拿出一瓶鲜奶。“胖啊！乖，快把这瓶羊奶喝下去，很补的！”爸爸把我扶起来，对我说。他看出我一脸的犹豫，接着又说：“爸爸小时候身体不好，你奶奶都是挤羊奶给我喝大的！”。我双手接下了那尚带余温，但有一股羶气的羊奶，大概伤口的疼痛，也影响了我的心情不佳！我立刻皱着眉，把羊奶推回爸爸胸前，不耐烦的连连说：“难闻死了！我不要”爸爸说：“来！喝一口试试，你的脸色苍白，喝了对你好。”
爸爸不住的哄着我，但最后爸爸拗不过我，只好失望地退掉他已订了一个月份的羊奶！如今每次一看到羊奶，爸爸那幅失望与担心的面容，总是立刻浮现在眼前。是那样的叫我揪心，泪水在眼眶里不住地打转，最终还是潸然流下！这伤痛将永远烙印在我的心头。老爸！求您原谅不孝的胖儿，好吗？因为随着您的仙逝，我已没有机会回报您了。老爸！我只有谨记您的“要多行善，尽力助人”的教导，以为我做人的“座右铭”。
“医生”爸爸6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爸爸已经不再年轻，爸爸七十多岁时，睡眠不太好，他常常练气功及外丹功，他跟我说他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但据我也练太极的心得，他应是用意引气至头顶，而未能再顺势下来，因气聚在头顶，招致睡眠不好的结果！我们都是缺少“明”师（有真功夫，明白究竟的名师）指点，所以均无法克服真正打通任督二脉的难关！现在爸爸老了，应该是轮到我来带爸爸去四处寻医，为老人的健康问题把关！我问了医生，爸爸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老年精神科医师的协助，于是我陪爸爸去看了一阵子医生，睡眠问题也渐有改善。
有一年，爸爸因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住院治疗。记得我下午去看他，因为是双人病房，隔壁的病友晚上很吵，弄得爸爸每晚经常睡不好觉。我来到病房时，适逢爸爸补眠刚醒，他看了我一眼，便指着他病床前的墙壁说：“胖阿！你看墙上有好多犀牛和大象在走吔！”。我心中一沉，根据自己平素所学到的医学知识，想来爸爸大概是得了“谵妄症”吧！通常好发于一些六十五岁以上高龄的住院病患，在精神上发生意识障碍的病。我立刻想到，该去找他的老人精神科的'黄主任才是。
巧的是，那天正好有黄主任的门诊。我想如果要等病房的主治医师，明天来查房时才开会诊单，照这家医院的规定，最快也要48小时左右精神科医师才会来到。为了不想耽误爸爸的病情，当下决定，带着爸爸的健保卡，跑到黄主任看门诊的房间。虽然我以前也常陪爸爸来看病，我想也许主任看到我，会记得爸爸。但我又怕他因为病人太多，不记得我及爸爸，所以那张有照片的健保卡，帮了大忙！
黄主任虽是大牌名医，但他医者仁心，当我透过护士的帮忙，见到了黄主任。他看了爸爸的健保卡后，听完了我的概述，立刻就打电话询问爸爸病房的住院医师，了解爸爸的现况。接着又打电话指示他手下一名资深的主治大夫，告诉她，爸爸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耐心地交待她要注意些什么，并且请她有空立刻去给爸爸会诊。我内心真的深受感动！同时他还亲自开了处方笺，并在上面加盖了他的职章，以示负责，要我拿回去给病房的住院医生，请他开药。
当爸爸服用了黄主任的药后，加之那位精神科女医生的会诊，病情渐渐地稳定下来，同时我也为爸爸换到了较为安静的单人房间，让他能够得以好好的养病！这时候在我心里唯一所想到的，就是自己小的时候爸爸如何带我去看病。如今爸爸老了，老人家每当身体不舒服时，是多么企盼自己的儿女们能够陪伴在身边，不希望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孤独的老人。这一点道理我是深深的明了。所以，无论是再忙再累，我都会尽力去做，象爸爸在我们小的时候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们一样。因为现在是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回报他们，好好服侍他们的时候了。
“医生”爸爸7
喂孩子吃饭离嘴十厘米
刚生下来的小猪崽只要能站起来，就会颤颤巍巍从最近的距离去找母猪吃奶，小鸟在巢中张着小嘴嗷嗷待哺的情景大家非常熟悉，饿了能有饭吃是多么幸福的事呀！为什么会成为现在家长的大问题了？
孩子的饭量是有限的，我们准备了太多的食物，总希望孩子吃得越多越好，连哄加劝、连蒙带骗，“吃吧吃吧，多吃就长得高、长得壮”，再加上水果、点心、营养品，顿顿都是追在孩子屁股后面“灌”饭，把孩子对吃饭的兴趣抹杀了，把吃饭当成了负担。不等饿就有许多的食物在嘴边等着，哪里还有吃饭的乐趣！
从孩子加辅食开始，我就给爱人和我母亲定了个规矩：给孩子喂饭不要塞到她嘴里，一定要停在离孩子的嘴十厘米的地方等她自己来吃，她不吃了一定不要再喂，保持孩子吃饭的兴趣，我把这叫做“十厘米理论”。其实孩子想吃了，她的消化道自然会分泌
充足的消化液和消化酶，反过来硬灌进去的食物，其消化道分泌的消化液和消化酶也少，消化吸收肯定都不好，长期下去消化功能反而减弱。
等到孩子能说话了就问她“你想吃什么？”“你还要吃吗？”……只要她说“不吃了”，“饱了”就绝不再喂，充分尊重孩子的食欲。前几天晚饭后我和爱人一起剥核桃吃，没问孩子吃不吃，更没有说核桃多么有营养，一会孩子自己就主动要吃了，挺好。
大人也挑食何苦逼孩子
孩子挑食也是家长的一大心病，可我不觉得这是一种病。
我小的时候也挑食，“不吃肉”，上世纪70年代初在农村也没有多少肉吃，偶尔过年过节煮点肉，我闻着那个味就烦，由此也戴上了“挑食”的帽子。好在那时也没人在意，父母也没把这当成个病给我治治。可工作以后对医院旁边小酒店里做的糖醋里脊特感兴趣，过几天就要咬咬牙花十二块钱买一份回来偷偷吃上。后来我发现，原来我这个挑食的毛病是因为母亲煮肉从来都不撇血沫，留下了血腥味我不喜欢。
其实每个人都会挑食，谁什么都吃呀！为什么非要孩子“全面发展”。挑食更多的是口味问题，偶尔孩子不吃某种蔬菜了就大惊小怪，没完没了唠叨有必要吗？孩子再小也有自己的思想，“你说有营养，可我吃着没味道；你说这个不好，可我就是吃着香！”孩子更多是感性思维：“上一次你说吃了什么什么能长高，我吃了也没见长高，净忽悠我，我才不上当呢！”
还是还原吃饭最基本的目的吧！尊重孩子自己的口味，毕竟孩子的生理机能和体质差别很大，与情绪、天气变化也有关系，孩子也是高兴了胃口大开，不高兴了一点也不饿。
身为医生的父亲，我似乎很不合格：没有给她特别的食谱；没有特别去喂她；没有像有些家长给孩子说野生松菇多么有营养；甚至没有问她吃饱了吗？可谁能说她没吃饱？谁能说她营养缺乏？
不大讲卫生反而更健康
最近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经常播一则洗手液广告，还有一则肥皂的广告都是以孩子为主角的，传播的信息是：“不用这些产品手上满是细菌，对人体非常有害，用了手就干净了，就健康了。”这是十足的误导，这种理念传播开来对孩子的健康弊多利少！
大家都知道，绝大多数的细菌对人体是没有害的，有些是人体不可缺少的朋友。我们的胃肠道内存在着大量的细菌，这些细菌是实现正常消化吸收功能的有力帮手，细菌和病毒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有益而不是有害的，人体也根本不可能脱离细菌和病毒的包围。个别有害细菌和病毒也只有在人体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引起发病的，这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按照广告的思维试想一下，在实际的生活中，孩子每天的活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物，有谁能保证孩子每次吃东西或喝水前能用这样的洗涤用品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事实上几乎没有，包括成年人、医务人员、专业的疾控人员，都不可能完全做到。
有研究发现，发生过敏反应和哮喘的孩子在“讲卫生”的孩子中远远多于“不大讲卫生”的，适度地接触所谓有害的细菌和病毒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有效的抗体，就像我们接种疫苗的道理一样。
既然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像电视上渲染的让孩子“绝对干净”，就放下包袱，让孩子生活得更自然些，因为“不大讲卫生”的孩子更健康。
“医生”爸爸8
我一生最痛苦绝望的时刻，就是我爸临终前的那个晚上。我陪在他身边，知道他正在死去，我痛不欲生，却完全无能为力。
爸患肝癌，基本上，从确诊起我就没有抱过他能康复的希望。家人曾经考虑过为他做肝移植，本地区做肝移植手术最好的医生在我上本科的时候教过我，我找到他。他看过病历，沉吟了一会儿说：“如果你是我的病人家属，我会让你自己决定；但你是我的学生……别让老人家遭罪了。”
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泪如泉涌，还是哽咽着说：“教授，谢谢您。”
那几个月，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爸一直状态平稳，心态乐观，妈和姐妹们看他这样，也都渐渐放松下来。有时候，大家在一起，还会讨论“等爸病好后去哪里玩”的话题。我不知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
终于到了那一天，爸突然昏倒，送到医院后发现：肿瘤已经破裂了。到那时，我才终于带家人去主治医生那里，让医生跟妈妈说：“病人已经危在旦夕了。”我自己没办法说出口。
虽然姐妹们早知道病情，但她们好像都没听懂医生在说什么，妹妹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主治医生是我同学，他先看了我几眼，才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的父亲，可能随时会去世。”
我妈不敢相信地问我：“他说的是真的吗？”我猛地发起脾气来：“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我多希望我是真的不知道呀。从她们的眼睛里我看出来：她们，万分震惊地，信了医生的话。
爸醒过来，已经是傍晚，他招呼妈和姐妹们先回家休息：“你们明天再来看我。”她们不肯走，我劝她们：“陪护病人是个持久战，没必要疲劳作战，明天再来吧。”她们留在这里也没用，只是徒耗心神。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还在爸的病床前拟定了一个简单的陪床方案，明天后天，谁来值班。
只有我心里明白：爸，没有明天晚上了。
那个晚上，病房里就剩我和爸。他渐渐入睡，不，是进入临终前的昏迷，偶尔还会醒，模糊地说几句话。我凑近问：“爸，你说什么？”他像没听见我说话，头一歪又昏过去了。
我知道他什么也没说，这只是谵妄状态，爸已经神志不清了。
我想哭，又不敢大声。我怕爸听见，他还有残存的知觉，我不想让他在最后的时候难过。我知道他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死去，每一个症状我都在无数病人身上见过，而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如果能救他，我恨不能自己死。但就算我死了，他也活不过来了。
一辈子，就是那个时候我痛恨我是医生，我是多么无用，连自己的父亲也救不了。既然这样，我学医干吗？索性什么也不知道，能一直自欺欺人也好呀。我恨我只是个半吊子医生，我要是一个能妙手回春的好医生多好——我知道那种医生不存在，医生只是医生，不是神。
我只能拼命地不让自己哭。
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妈妈和姐妹们都来了。爸还有迷迷糊糊的意识，他最后喝了一口妈给他煮了一夜的绿豆汤，走了。
我爱你，我的疯老婆
妻子成了精神病人
第一次看到妻子在乔治敦大学校园漫步时，我像个小丑似的大喊：“美丽公主！”
她叫朱莉娅，是意大利人，光彩照人，我自觉高攀不上，但我无所畏惧，几乎对她一见钟情。我马上学了些意大利语来取悦她，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成了情侣。
毕业两年后我们结婚了，那时我俩都只有24岁。
朱莉娅有具体的生活计划：在时尚公司当市场主管，35岁前要有3个孩子。我的志向比较含糊：我想在旧金山海洋海滩冲浪，快快乐乐地教高中历史，担任橄榄球和游泳教练。虽然志趣不同，我们的婚姻生活却非常融洽。
到旧金山一年后，朱莉娅成为一家大公司的营销主管。然而，美好的故事到此结束。
入职仅几周，朱莉娅便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她原本就容易神经紧张，凡事要求尽善尽美。她会花一整天时间来构思一封电子邮件，把文本转发给我校正，即使这样，她还是不肯把邮件发出去，会一再修改。她变得极度害怕让别人失望，我尝试安慰她：“我敢保证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你一向很棒。”
可情况越来越糟，吃饭时她盯着饭菜愣神，夜里瞪着天花板发呆。她吃不下、睡不着。我尽可能晚睡，试着安抚她，但到了午夜难免打瞌睡。这让我十分内疚。我知道当我熟睡时，我亲爱的妻子被可怕的想法纠缠着无法入眠，痛苦地祈盼天明。
无奈之下，我陪她去看了医生，接着是精神科专家，后者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和安眠药。
当时，我们两个都天真地认为是反应过度了，心想情况根本就没那么糟。
朱莉娅不想吃药，打算自己调整心态，她给公司打电话请了病假。一天早上，待我去上班后，朱莉娅醒来后在屋里发呆，然后一口气吃光了全部的药。接着，她给远在意大利的妈妈打电话。岳母知道她吃了药后，忙用电话拖住她，然后让岳父打电话告知我情况，让我赶紧回家。
回到家，我发现朱莉娅坐在床上，平静又语无伦次地谈论着昨夜与上帝的交谈。我内心一阵惶恐。岳母打来电话，说她已登上飞往旧金山的国际航班。这时朱莉娅站了起来，在卧室里来回踱步。我不能任由情况继续了，便连哄带骗将朱莉娅弄上车，送她到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纪念医院。
我充满信心，心想只要她在医院小住几天，吃点药，她的脑子就会清醒。她会重新走上正轨，努力成为营销主管，在35岁前生3个孩子。然而，美好的梦想破灭了。
我变成了控制狂
朱莉娅暂时不能回家了。医生诊断后，告诉我朱莉娅患上了急性精神病。
透过玻璃窗看着朱莉娅令人恐惧的“新家”，我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这个地方到处暗藏危机，我美丽的妻子随时可能被毁掉。此外，我认为她不是真的疯了，只是没睡好。她有压力，可能对工作太过担心，或者准备当妈妈让她紧张，她的精神根本没毛病。
可现实是，她几乎生活在幻觉之中，心里一直疑神疑鬼，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天堂、地狱、天使和魔鬼等词语。她瘫倒在床上，高呼：“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起初，她从牙缝中挤着说话，接着开始凶巴巴地吼叫：“我想死！”听着妻子的尖叫或呢喃，我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更令人害怕。
我讨厌医院，因为它耗尽了我的全部精力和乐观情绪。我无法想象它对于朱莉娅的意义。尽管医院在帮助和照顾朱莉娅，但医院也是所监狱，将朱莉娅困于其中。
“马克，我认为情况糟糕透了，就算朱莉娅离世也不会这样。”岳母赶来后，有点难以接受现在的情形，“我们探视的人不是我女儿，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回来。”
我无言以对，我爱的那个人已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神经兮兮、性情古怪的陌生人。每天晚上我都在撕开伤口，并花费整整一天尝试将它缝合，这种感觉令人作呕。
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朱莉娅经受着抑郁、自杀、嗜睡及失控的折磨。她没办法听从医嘱，所以只能由我来全力配合医生。
为了让妻子冷静下来，我迫使自己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杰出老公。什么对朱莉娅的病情有利、什么不利，我都一一记录，让朱莉娅遵守。吃药时，我要看着朱莉娅将药片吞下去，然后检查她的口腔，以确定她未将药片藏在舌头下面；护士打针时，我不得不把她压在床上，让护士在她的臀部注射。
这种做法使我们之间变得不平等，令人不安。如同在学校中对待学生一样，我对朱莉娅行使着权威。我安慰自己说，我来做这些事会比朱莉娅做得更好，我认为她应该服从我的控制，做个乖孩子。但事与愿违，精神病患者很少对别人言听计从。所以当我说“把药吃了”或“去睡觉”时，她的反应很糟糕，常常大吼“闭嘴”或“滚蛋”。
我本来应该向着朱莉娅，但通常我与医生站在同一战线。
再次失去妻子
经过近一年的治疗，朱莉娅的情况稳定下来。医生批准她出院，但叮嘱她必须继续吃药。我感觉噩梦已经结束，虽然仍需要小心翼翼，我却迫不及待地带着朱莉娅回归正常生活。
医生的父亲
中午值班，急诊室打电话说：“要收一个病人，头痛，疑似中风，但不肯做CT检查。”我一听头也痛起来，跟旁边的护士说：“不检查怎么治？难道学中医拿脉吗？”
这时，病人已经自己走上来，是位老人，后面老伴大包小包地跟着。把病人安顿到病房，我一问，原来五天前头痛得厉害、走不稳，在医院急诊处理过，自己觉得好了，认为没必要住院，就直接回去了。今天早上再次头痛，晓得不对，赶紧理了住院的东西赶来。
护士插上氧气管和心电监护，我出去拿病历，前脚刚踏出病房，只听身后“咚”的一声，护士和他的老伴都尖叫起来。扭头一看，病人已经直挺挺倒在床上，没有呼吸，小便失禁。赶忙抢救，上吊针、呼吸机。人已经昏迷，好歹血压心跳还支持。
这年头，只要人在医院出的事，不管跟医院有没有关系，医生都非常紧张。我正准备向他老伴交代病情，老太太已经慌了手脚，央我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原来他儿子就是医生，在外地行医。
同行好沟通，我暗暗松了口气。
电话里，儿子很着急但还镇静，询问病情和处理后，我俩一致同意：应该是脑卒中。
六小时后，他儿子便出现在办公室里，一问专业，原来是神经外科医生。我陪这位神外医生去病房看过病人的情况，又请他母亲一起交流病情，正说到多半是脑干病变时，一旁抹眼泪的老太太突然抬起头说：“对，就是脑干。”
我俩都愣住：“你怎么知道？”
一追问，原来病人这次不肯做CT，是因为他五天前已经做过，当时CT室医生就说是脑干问题。但老两口觉得头不痛了，就是病好了，于是没理会，连报告带片子全没拿。怕儿子担心，也没提起。
我急忙和他儿子一道去CT室看片子，电脑图像一显示，儿子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他是神外医生，可想而知，天天就看这样的图像，连我一看也知道：那么大的肿瘤，就长在脑干部位，没救了。
CT室医生正准备和他说什么，还没开口就看他哭成那样，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指指自己的白大褂，又用口型说：“神外。”哦，明白了。都是医生，什么都不用说了。
一时间，CT室鸦雀无声，只听见神外医生压抑的抽泣声，良久良久。我不忍心，上前拍拍他的背，说：“这是没办法的事，你也知道这种情况，就算早发现也什么都做不了。
他强忍住眼泪小声说：“可我是神经外科的呀，我学的就是这个，行医20多年，却救不了我父亲。”
我们默默地一道回病房，出电梯时，我对他说：“你知道吗？我父亲是得肝癌去世的，陪他做超声时我就知道了，但我也什么都做不了，很自责。”我也忍不住哽咽了一下，“他只活了几个月。”
神外医生向我深深一点头，跟我握手道别：“谢谢你的安慰。”
他比我冷静，脸上已经看不出泪痕了。这边父亲的抢救要安排，他自己还要连夜开车回去照应自己的重病号，已经没有时间悲伤。
最好与最痛是一对双生子
她是以一种别样的美丽，走进人们视野的。英国著名的城市新娘（Urban Bridesmaid）网站，制作了一辑以“花胡子的新娘”为主题的婚礼摄影系列，画面中的女子落落大方，身着一袭洁白的婚纱，浓密的黑色胡须上点缀着各色鲜艳的花朵，给人一种震撼的视觉冲击。她就是24岁的英国女子哈姆斯。
哈姆斯出生在英国伦敦，父母赐给她一副姣好的容颜和曼妙的身材。小时候的哈姆斯亭亭玉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最好的时装模特，在T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美丽。她很小就接受了专业的训练，10岁就成了英国小有名气的童装模特。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1岁的时候，哈姆斯患上了一种怪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由于内分泌系统紊乱引起严重的荷尔蒙失衡，她开始长出体毛和胡子，身体也变得异常肥胖。一个花季少女，长出一脸的大胡子和肥胖的腰身，这对于一个向往T台的女孩，无疑都是一场噩梦。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每天抱怨上帝的不公，以泪洗面。
为了躲避同学、行人的讥笑和异样的目光，哈姆斯一度弃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肯出门。她痛恨脸上的胡子，用尽各种办法脱去毛发，可根本无济于事。黏性强大的脱毛蜜蜡撕扯得皮肤钻心地疼，却还是无法让这些可恶的家伙走开。她想到了自杀，一天她趁着家里没人，打开了管道煤气，等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
父母看着哈姆斯的样子，不断地宽慰她。朋友们也经常找她聊天，帮助她摆脱心理阴影，但哈姆斯还是沉湎在极度的失落与自卑中无法自拔。15岁那年她再次选择了割腕自残，爱极生怒的爸爸发火了，对她吼道：“哈姆斯，你把用来自杀和自残的手段，用在改变人生上，你会过得更好！”爸爸的话给了哈姆斯当头棒喝，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她慢慢开始接受自己的胡子，暗自思忖：也许这是上帝对我的一种考验吧，我不能向命运屈服，我还要做那个最好的自己。哈姆斯不再怨天尤人，开始乐观地直面生活，完成了学业，并在一所小学当了一名助教，重新融入了社会。
20xx年的一天，哈姆斯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第12届世界胡须锦标赛要在美国新奥尔良市举行。这个消息点燃了她内心已经快要熄灭的火种——“做不了时装模特，就去做胡须模特，我要参赛”。她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家人和朋友们的一致支持。她远赴美国参加比赛，成为150多名参赛选手之中唯一的女选手，获得了优胜奖。
正是这次比赛，哈姆斯引起了英国著名摄影师路易莎的注意，哈姆斯那种别致的美深深地打动了她，这正是她苦苦寻找的特型模特。
哈姆斯起初不敢相信这一切，继而喜极而泣。那扇已经关上了的门，突然之间打开了，她的梦想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之后再次起航。
之后，哈姆斯参加了多次时装秀，她的乐观和自信，打动了无数的人。20xx年，路易莎专门为她量身打造的“花胡子新娘”婚礼摄影系列，一经推出，瞬间爆棚，点击量超过千万并被全球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哈姆斯以独特的风貌一举成为炙手可热的特型模特，命运让她经历了最痛楚的磨难，又给了她最美好的报偿。
上帝是公平的，你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最好与最痛是一对纠缠在一起的双生子，勇敢地闯过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
医生面对重病父亲
中午值班，急诊室打电话说：要收一个病人，头痛，疑似中风，但不肯做CT检查。我一听头也痛起来，跟旁边的护士说：“不检查怎么治？难道学中医拿脉吗？”
这时，病人已经自己走上来，是个老人，后面老伴大包小包地跟着。把病人安顿到病房，我一问：原来五天前头痛得厉害、走不稳，在医院急诊处理过，自己觉得好了，认为没必要住院，就直接回去了。今天早上再次头痛，晓得不对，赶紧带了住院的东西赶来。
护士插上氧气管和心电监护，我出去拿病历，前脚刚踏出病房，只听身后“咚”一声，护士和他老伴都尖叫起来。扭头一看，病人已经直挺挺倒在床上，没有呼吸，小便失禁。赶忙抢救，上吊针、呼吸机。人已经昏迷，好在血压心跳还支持。
这年头，只要人在医院出的事，不管跟医院本身有没有关系，医生都非常紧张。我正准备向他老伴交代病情，老太太已经慌了手脚，央我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原来他儿子就是医生，在外地行医。
同行好沟通，我暗暗松了口气。
电话里，儿子很着急但还镇静，询问病情和处理后，我俩一致同意：应该是脑卒中。
六小时后，他儿子便出现在办公室里，一问专业，原来是神经外科医生。我陪这位神外医生去病房看过病人的情况，又请他母亲一起交流病情，正说到多半是脑干病变时，一旁抹眼泪的老太太突然抬起头说：“对，就是脑干。”
我俩都愣住：“你怎么知道？”
一追问，原来病人这次不肯做CT，是因为他五天前已经做过，当时CT室医生就说是脑干问题。但老两口觉得头不痛了，就是病好了，于是没理会，连报告带片子全没拿。怕儿子担心，也没提起。
我急忙和他儿子一道去CT室看片子，电脑图像一显示，他儿子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他是神外医生，可想而知，天天就看这样的图像，连我一看也知道：那么大的肿瘤，就长在脑干部位，没救了。
CT室医生正准备和他说什么，还没开口就看他哭成那样，莫名其妙看着我，我指指自己的白大褂，又用口型说：“神外。”哦，明白了。都是医生，什么都不用说了。
一时间，CT室鸦雀无声，只听见神外医生压抑的抽泣声，良久良久。我不忍心，上前拍拍他的背，说：“这是没办法的事，你也知道这种情况，就算早发现也什么都做不了。”他强忍住眼泪小声说：“可我是神经外科的呀，我学的就是这个，行医20多年，却救不了我父亲。”
我们默默地一道回病房，出电梯时，我对他说：“你知道吗？我的父亲是肝癌去世的，陪他做超声时我就知道了，但我也什么都做不了，很自责。”我也忍不住哽咽了一下，“他只活了几个月。”
神外医生向我深深一点头，跟我握手道别：“谢谢你的安慰。”
他比我冷静，脸上已经看不出泪痕了。这边父亲的抢救要安排，他自己还要连夜开车回去照应自己的重病号，已经没有时间悲伤。
爸爸在驾驶
一个演讲家带着妻子和3岁大的女儿驾车去德国。需要三天三夜才能到达。
演讲家的女儿以前从未走过夜路。第一天晚上，她对外面的黑暗充满了恐惧。
“爸爸，我们去哪里？”
“去你在德国的叔叔家。”
“你以前去过他家吗？”
“没有。”
“那么，你认得路吗？”
“也许。我们可以看地图。”
短暂的停顿。“你会看地图吗？”
“是的。我们会安全到达那里。”
又是短暂的停顿。“在到达之前，如果我们饿了，我们去哪里吃饭？”
“如果我们饿了，我们可以在路边的餐馆吃饭。”
“路上有餐馆吗？”
“是的，有。”
“你知道在哪里吗？”
“不知道，但我们会找到的。”
第一个晚上，同样的对话重复了好几次。第二个晚上也如此。但第三个晚上，小姑娘安静了。演讲家以为女儿睡着了，但通过后视镜，他看到女儿仍然醒着，正安静地看着窗外。他不禁觉得奇怪：她为什么不再问问题了？
“亲爱的，你知道我们去哪里吗？”
“德国，叔叔家。”
“你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到达那里吗？”
“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再问了？”
“因为爸爸在驾驶。”
“医生”爸爸9
就在这个春节，一场骤不及防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神州大地上迅速蔓延、扩散。这种新型病毒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目前存在人传人的现象。疫情来势汹汹，如同下山猛虎，让人措手不及。疫情的不断加重，发病人数的持续增加，死亡人数的不断递增，这些恐怖跳动的数字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这是一场属于人民，属于医务人员的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猖狂肆虐的病毒，一群白衣天使坚定勇敢地站了出来，逆流而上，义无反顾地冲上前线与新型病毒作抗争。这一群逆行者中就有我爸爸的身影。
我的爸爸，在福清市医院呼吸内科工作，对他而言，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大年三十本是阖家欢乐的喜庆日子，然而我们家却笼罩在万分沉重的气氛中。爸爸一言不发，匆匆吃完年夜饭，便马上回到医院参加救治工作。看着爸爸离开的背影，妈妈神色忧虑，但依然挤出一丝笑容安慰我：“没事的宝贝，不要害怕，相信爸爸，一定可以战胜病毒，平安归来。”
爸爸主动请缨，披挂上阵，作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梯队队长，负责带队出征。他责无旁贷、扛起重担，带着必胜的决心冲上抗击病毒的前线。“男子汉大丈夫，一定要勇敢地挑起自己的责任！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有多困难，多艰苦，都要将其走完。”这是爸爸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如今想来，爸爸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诺言。
他早出晚归，兢兢业业的在医院工作，日日夜夜战斗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线。爸爸妈妈都是临床医生，本来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这个春节我们更是聚少离多。偶尔一两次爸爸回来，看着他沉重疲惫的步伐，脸上被护目镜勒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勒痕处泛着血红，令人触目惊心。我的心中涌起一阵心疼与担心。
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又有多少像我爸爸一样的医护人员冲在第一线！他们放弃与家人团圆的机会，他们放弃自已的休息时间，他们把自己的安危置之身后！面对恐怖的新型病毒，他们临危不惧，尽职尽责地冲上前去战斗，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
病毒可以伤害我们，却无法阻挡信念与爱。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击病毒的队伍中，谱写了一个又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在这病毒肆虐的日子里，我们有信念，我们有希望，我们始终坚信，一定能早日打败这个危害人民健康的新型冠状病毒，还祖国一片清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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